中共政权建设是对基层社会的彻底革命性变革，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政权组织，“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农村政权建设，学术界围绕不同主题、方向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总体上看，研究重点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家权力的深入、乡村社会动员、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关系。第一个方面国家政权的深入的成果主要有分析重大政策、事件的发展演变和实际功效，从中总结出国家政权运行的特征和影响；国家权力作用方式和载体的研究从宏观、总体的层面进行概括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的深入、渗透及其效应作了专门探讨。应该说，这种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克服了宏大叙事研究关注地方、底层不足的弊端，加强了对国家权力深入生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第二方面的乡村社会的动员的成果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社会动员，学术界在诉苦、阶级划分、集体化动员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讨。第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合土地改革、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等事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也有对政权建设的具体手段进行反思的，认为中共的政权建设在基层并没有达到预期。主要的是吴毅、吴帆的《“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本文是从权力如何在基层社会建立的用福柯的理论进行分析和建构，从另一个视角来思考中共政权建设，努力提供一个权力构建的截面，可以全面理解中共政权在基层的建设模式。

一、邢台概况与阶级划分模式

邢台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古城邢台历史悠久，历尽沧桑，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和历次战争的破坏，解放前城廓破烂，生产受损，经济呆滞，腐化颓废，广大人民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正如1920年的民谣所传：“邢民苦，田野荒荒惟赤土，记从去秋七月数，至今端阳滴雨无，黄风呼，禾苗枯，涤涤川原觅寸蔬，草根树皮无觅处，流亡颠仆难移步。”这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建国初期的1949年，邢台市是个人口不足4万，仅有一座小型发电厂和几个手工业作坊，职工1,422人，年工业总产值181.3万元的小城市，建国前皮毛业发达，小商贩众多，社会成分复杂。有买办资本家，官僚地主，买毒品的，靠出租房屋为生的，各式各样的小商小贩，1945年邢台市解放后，我们党为了改造邢台市原有社会模式，建立一个不同于旧时代的政治架构，以阶级划分这一形式，把整个基层社会纳入到崭新的政治经济话语中。这种形式成功地把整个基层社会动员起来，达到了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从而为“打破一个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以邢台市为例分析我们党的阶级划分模式，进而了解我党政权建设初期的进程与成效很有意义。本文借鉴了福柯《规训与惩罚》和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中的观点，深入探讨我们党如何通过阶级划分来架构政权，以及在此政治经济话语之下普通民众的改观与反映。进而揭示出我们党虽然曲折却成功建立新中国政权的原因所在，展示我们党的权力深深植根于百姓才能在波折中立于不败之地。

党在阶级划分中的权力建设，用福柯的理论体系进行阐述，“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1]P218与杜赞奇的文化网络不同，“权力”是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进行实施，即宗教、士绅、民间组织、偶像崇拜等各个方面影响农村社会[2]。本文从一种广延性权力，即通过复杂人群的划分，个人在政权中的作用来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网络化和对中共政权的新的认识。目的是建立一个断面或解剖面，把中共政权在阶级划分中的建设全景式的再现，并探讨它是如何对基层社会进行规训进而达到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目标。本文将从空间划分、时间进程、权力网络层次、检查四个方面揭示这种权力。

二、阶级划分的具体操作方式

（一）空间划分

福柯的空间划分原意是纪律实现要对人的从空间分配入手，纪律需要一个相对封闭并且更灵活、更细致的利用和空间。空间在这里指权力的一种载体，而不是杜赞奇表述的是通过乡村精英控制文化符号来实现中央政权的建设，一定程度打破了杜赞奇所说明的国家政权在建设时遇到的内卷化和经纪型地方人员的干涉。行政空间是政令畅达政权运行的基础。

文章来源：《邢台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xtxyxb.cn/qikandaodu/2020/0806/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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